我来评说诺贝尔奖（2）

中国究竟有哪五个一流的经济学家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又是两位美国人，与中国经济学家还是无缘。那么，号称很强大的中国经济学界究竟有几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其实，早在2005年11月9日，《中国青年报》就登载了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一篇文章。丁学良认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把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此后，先后有《经济观察报》、《新民周刊》、《南方周末》、《南风富》等著名报刊社的记者采访丁学良，追问他中国是哪五个经济学家符合他的要求，结果丁学良始终吞吞吐吐、避而不答。

丁学良后来在2005年10月2日再次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说，他说的“不超过”五个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说法，并不苛刻，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说：“从国际上看；怎样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得多。稍微懂一些专业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主要的刊物，在过去的十年或十五年的时间里，有多少文章是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他就会知道我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一种书法。有一位早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现在是华人中做计量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位老学者，曾经很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地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丁学良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二十七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做官。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都跑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并且都是以“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众多的人都感到无法忍受，“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姑且不论丁学良的话是否偏激，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那么，按照丁学良所谓的国际标准，中国究竟有哪五个一流的经济学家呢？我思考了两三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我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有：吴敬琏、茅于轼、郎咸平、徐小年和成志武。曾经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一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英年早逝了，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先生也早已移居异国他乡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我渴望着中国的经济学家早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经济学家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尚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的五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保证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美国联邦大法官犹太人波斯纳在那本极具批判性的专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无论是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以，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

真正的经济学家，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是质疑和挑战当道流行的观点，是价值和德行的最高形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还处于经济学的蹒跚学步阶段，很少有独立的见解，而且还未彻底摆脱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大多是鹦鹉和喜鹊。

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诺奖得主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只有读经济学时宛如畅饮甘醇的香槟，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